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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皇岗海关接连公示了5份行政处罚决定，涉及深圳与上海的多家餐饮企业。文件指出，这些公司曾借助相关通关团伙购入日本水产品及其他食材，部分货物在进入国内市场后已售出，因无法没收，最终被追缴等值金额共计745万元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这些违规采购行为并非始于2023年日本水产品进口禁令之后，部分企业早在2020年、2021年便通过类似渠道进货，相关交易持续至2024年。

对消费者而言，“日本进口”“北海道”“原产日本”往往意味着更高价格，也常被餐厅用作食材品质的卖点。但很少有人追问，一道进口食材在上桌之前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进口流程？

日本禁令之前，走私已存在

2023年8月24日，为防范核污染水排海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放射性污染风险，中国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。

此次受罚的几家餐饮企业中，肉匠（深圳）餐饮投资有限公司自2020年10月起便通过相关团伙采购日本水产品及其他食材，并持续至2024年。此间涉及的走私货物价值超过595万元。分时间来看，2023年8月24日之后，涉及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价值约104万元。

深圳青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交易也从2021年延续至2024年。

这一时间段正好跨越了日本水产品进口政策变化的前后。

2023年8月之前，日本水产品并未被全面禁止进入中国市场。符合我国检验检疫和准入要求的产品，可通过正常贸易渠道进口。当时这些餐饮企业被认定为走私，与后来针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禁令并无直接关联。

处罚决定中披露的交易方式更能说明这一点。以肉匠为例，公司直接向相关通关团伙下单采购日本水产品及其他食材，由对方负责将货物运入境内，进入国内后再结算相关费用。对这些企业而言，货从何渠道进来，并非完全不知情。 青泽、渔昇等企业的处罚决定中，也出现了类似的采购方式。

根据现行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，明知是走私进口的货物，仍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，按走私行为论处。

换言之，一种食材当时是否有合法进口渠道，并不能决定具体一批货是否为走私货。即使日本水产品当时可以正常进口，绕开海关监管、通过走私渠道进入国内，采购方明知后仍收购，同样属于海关查处的走私行为。

到了2023年8月，货物准入政策发生变化。

海关总署当时宣布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，包括食用水生动物。原本可通过正规贸易进入国内的部分日本水产，由此失去了正常进口渠道。此次处罚文件也将禁令生效后的相关货物单独列为“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”。

然而，这几家企业原有的采购并未同时停止。肉匠、青泽均持续采购至2024年，上海渔昇时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交易也跨越了这一节点。

简而言之，在前期正规日本水产仍可进入国内时，涉案企业就开始从非正规渠道拿货；而在全面暂停后，正规渠道关闭，但相关采购仍在继续。因此，这不是“禁令催生了走私”，而是走私一直存在，禁令可能只是让它变得更昂贵、更危险。

截至案发，5家企业涉及的货物大多已进入市场销售。海关无法再对实物进行没收，只能依法追缴等值价款，合计达745万元。

水产走私，是一笔可计算的套利生意

事实上，水产品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国内，并非新鲜事。

2016年，青岛海关曾破获一起案值2.3亿元的冻水产品走私案。涉案团伙从境外采购冻虾、虾夷扇贝柱等海产品后，先将货物运往越南，再经中越边境进入国内。为绕开正常进口环节，团伙将本应以一般贸易征税申报的冻水产品化整为零，伪报原产地和贸易性质，以边民互市方式大量进境。最终查证的走私冻水产品超过5000吨。

几年过去，这类生意并未消失，规模甚至更大。

海关总署公布的2023年打击走私十大典型案例中，南宁海关针对海产品走私开展专项行动，查获的团伙通过非设关地偷运、边民互市渠道伪报贸易性质等方式，将龙虾、青蟹、花螺等海产品走私入境，案值达31.9亿元。

从冻品化整为零，到借道边民互市，再到从非设关地直接偷运，水产走私并无固定模式。 正常进口需完成准入、报关、检验检疫并缴纳相应税费，绕开其中部分环节，就可能形成成本差。而一旦某个品类的市场供给趋紧，另一层走私利润空间便随之出现。

2020年10月后，内地对澳洲龙虾实施更严格的检疫措施，澳大利亚出口商随后停止向内地发货。内地澳洲龙虾供应因此短缺，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。

2021年7月至9月，香港海关与内地执法部门连续侦破3宗海上走私龙虾案件，共查获约5300公斤澳洲龙虾。走私团伙先将龙虾从澳大利亚空运至香港，再转移到岸边，通过渔船、快艇偷运至内地。香港海关随后调查当地进口商，又发现约228吨澳洲龙虾涉嫌未如实申报，估值约1.8亿港元。

这些走私链条反复出现，本质上仍是一笔套利生意。

正常进口需承担税费、报关、检验检疫和冷链等成本；当某些品类的正规供应因贸易政策或准入变化而收缩，境内外供给和价格差还会进一步扩大。只要利润足以覆盖额外的运输和违规成本，灰色渠道就有持续运转的动力。

对龙虾、帝王蟹等高货值水产而言，这种落差尤其容易转化为生意。消费者愿意为鲜活度、产地和稀缺性支付更高价格，下游餐饮又需稳定货源，只要正规供应与市场需求间存在足够大的空间，就有人试图绕开正常进口环节。

这也是为何水产走私多年来并未局限于某一品类。冻虾、扇贝、帝王蟹、澳洲龙虾，背后的政策环境和交易路径各不相同，但灰色生意始终瞄准的是正规贸易之外的成本差和价格差。

对上游而言是套利，但这类行为对市场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此。

水产品进入国内前，本应经过准入审核、检验检疫及相应的食品安全检查，产地、批次、进口商等信息需完整记录。走私货跳过这些环节后，食材是否符合进口要求、运输过程中冷链是否完整、出现问题后能否追溯，均失去了正常监管链条提供的保障。

对市场而言，这类货物还会与正规进口水产进入同一采购体系。合法进口商承担税费和合规成本，走私货却可绕开部分环节，最终以价格优势进入批发和餐饮市场。食材安全风险和不公平的成本竞争，也可能随之传导至下游。

卖的是“进口”，赚的是差价，来源更应经得起查

在消费市场，“进口”一直是一个有效的溢价标签。

日本和牛、韩国韩牛、日本晴王葡萄、静冈网纹瓜……这些名字在餐厅和高端零售中并不少见。产地越具体，往往越容易让消费者相信其稀缺性、正宗性，也更愿意接受更高价格。

但事实上，其中一些产品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市场。

日本牛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截至目前，日本官方公布的牛肉出口准入信息中，中国大陆仍处于“协商中”状态。2025年中日动物卫生检疫协定生效，只是恢复日本牛肉对华出口的前提之一，并不意味着中国已重新开放日本和牛的常规进口。

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一家中国大陆餐厅明确宣称使用“日本进口A5和牛”，至少按目前准入状态，这个“进口”本身就值得追问。

水果市场里类似情况更多。日本农林水产省目前公布的对华检疫条件显示，日本葡萄、草莓、甜瓜、桃、柿子等鲜果仍不能作为货物正常出口中国；经济日报此前便有报道，市场上曾出现“日本晴王葡萄”“日本静冈网纹瓜”等未进入我国检验检疫准入名录的高价“进口水果”，这意味着，消费者花高价买到的甚至可能只是披着进口外衣的国产水果。

这里其实是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。

一种是此次皇岗海关案件中出现的情况：货物可能确实来自海外，产地真实，但进入国内的渠道不合法；另一种则恰恰相反，商品本身可能通过正常渠道生产和销售，只是被商家换上了更具溢价能力的海外产地。当然，还有一些仅因名称、品种或营销表述让消费者产生“进口”联想。

而无论哪一种，消费者都很难靠口感自行验证。一块牛肉是否真的来自日本，一颗葡萄是否真的产自日本，多数时候，消费者只能依据品牌、价格和商家描述作出判断。进口食材的价格越高、产地故事越重要，这种信息差反而越值钱。

商家在菜单上写一句产地并不难，但消费者真要核实却不易。信息成本如此不对称，“进口”便很容易从事实描述，变为一种几乎由商家单方面定义的营销资产。

某种意义上，更合理的规则应反过来：谁靠产地获得溢价，谁就负责证明产地和来源。 否则，进口准入越复杂、海外产地越能卖出高价，走私货、产地冒充和模糊宣传反而越容易共享同一套溢价逻辑。